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确定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规则探析——以中、美专利司法实务的观察与比较为视角

作者:孙虹 欧宏伟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3548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一、问题的提出

  专利权本质上属私权,因其具有可供经济性利用之财产价值,故属私权中的财产权。发明人的技术方案获得专利授权后,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其既可以排斥他人而由其本人独占实施技术方案,也可以有偿许可他人使用该技术方案而换取相应的利益回报。权利,乃“法”与“力”之结合,缺乏救济手段的权利注定只是苍白无力的宣言。专利权人最念兹在兹的事情,莫过于当专利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可施以何种方式之救济。他人对专利权的侵害,相当于无偿利用授权技术方案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挤占专利产品的应有市场份额,进而扭曲专利权的市场经济价值。因此,专利权人对于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救济最为重视。专利权的无体性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决定了专利权人的取证维权之路绝非坦途,精确量化侵权损害赔偿亦非易事。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裁判标准,历来是知产领域的世界性难题。

  入世以来,我国法院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强化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对破解知产侵权损害赔偿难题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无遗憾的是,与积极运用各种手段精准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法院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来确定赔偿额的实务操作仍很欠缺。⑴这种现象,难谓符合法律的预期。

  专利许可使用费作为专利权人将其专利权许可他人使用而取得的对价,体现了专利权的市场价值。专利被侵权,许可使用费是衡量权利人损失的重要参照指标。域外立法及司法实践向来对以许可使用费作为确定侵权赔偿额的方法予以肯定,并将此与“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两种计算方法并列。⑵我国目前正致力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毋庸置疑,探析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来确定损害赔偿额的规则,这项研究意义不凡,因之完全符合当今世界“以市场价值作为知产侵权赔偿指引”的潮流走向。

  二、定性:“参照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方法之评价

  现实生活中,知识产权人常常不是直接利用知识成果生产知识产品来谋取利润,而是通过许可使用的方式来获取收益,这种利用方式可谓系对知识成果的间接利用。某种意义而言,侵权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就是权利人本应收取而未能收取的许可使用费。

  对于参照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额这一方法的定性,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许可使用费“实质上更接近权利人损失的一种估算方法,在以权利人损失作为赔偿数额计算方式的部分中进行研讨较为适宜”。⑶美国的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对于损害赔偿的规定中都没有专门提到许可使用费,通常认为如果不是未经许可的侵权使用,原告本可获得该使用费。因此,许可使用费被划入了权利人实际损失的类别。⑷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将许可使用费解释为被害人所失利益,即不法利用者若事前征得商标权人同意,自须给付合理使用费。因此,实际上不法利用人未支付之许可费,即为被害人所失之利益,而属于被害人之实际损害。⑸也有学说认为,许可使用费的法律性质属于不当得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研究侵害无体财产权的不当得利时指出,不当得利所应返还者,通说认为系使用他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所应支付之对价,此处的对价即合理的许可使用费。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人的获利往往被认为是他们节约了合理的许可使用费,侵权行为人没有支付这笔许可使用费就擅自掌握和利用他人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尤其是侵权人以很低的价格销售侵权制品时,其所得的利润反映不出其实际获利,其真正的利润在于他没有支付作为一个正直守法的生产者必须支付的“适当的许可证费”而获得的收入。⑺鉴于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将许可使用费与权利人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获利,共同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主要方法,突出其既不同于权利人损失,也不同于侵权人不当得利的独立地位。因此,笔者倾向认为,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损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利人本应获得却因侵权行为而未能获得的利益。

  三、检视:我国司法参照许可使用费量赔暴露的问题

  (一)对许可使用合同的真实性未予审查

  实践中,部分法院只是简单审查当事人签订的专利许可使用合同中约定的许可费数额,不进一步审查当事人有无实际履行合同、有无实际支付使用费,由此作出的参照判赔往往难以服众。例如上海帅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西贝乐电器有限公司与山东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王旭宁等发明专利侵权纠纷一案⑻,王旭宁于1999年6月1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智能型家用全自动豆浆机”发明专利,于2001年12月5日获得授权。2001年12月8日,王旭宁与九阳公司签订一份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王旭宁将上述专利在全国范围内独家许可九阳公司实施,许可期限同于专利有效期,许可费为300万元。双方将该合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了备案。后原告发现帅佳公司和西贝乐公司生产的豆浆机侵犯涉案专利,要求以上述许可使用费来量赔。一审支持原告主张。被告二审阶段对许可协议使用费的可参照性提出质疑,认为王旭宁原系九阳公司股东,曾任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许可使用费不应作为量赔依据。二审对此未予回应便维持原判。依笔者所见,上诉人的质疑不无道理。倘若许可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则合同约定的许可使用费自然难以认为客观反映专利的真实价值,将其作为赔偿依据有欠妥当。

  (二)对许可使用合同约定数额的合理性未予审查

  实践中,部分法院往往仅依据权利人提交的单份许可使用合同以及合同约定的许可费已实际履行的事实,便将许可使用费作为量赔依据。例如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诉中山宝宝好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⑼,好孩子公司系“婴儿推车的车轮毂”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人,宝宝好公司未经其许可生产、销售带有该专利设计的婴儿车。2006年4月18日,好孩子公司与昆山小小恐龙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好孩子公司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小小恐龙公司实施该专利,有效期限为2006年4月18日至2008年4月17日,许可使用费为每年50万元。2006年5月16日,小小恐龙公司向好孩子公司支付当年许可使用费50万元。2006年6月,好孩子公司将该许可合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好孩子公司提交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并已实际履行,且合同、专利实施许可使用费银行进账单、发票和纳税凭证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专利许可的事实。合同约定的许可费可以作为确定被告赔偿数额的依据。据此判决宝宝好公司赔偿好孩子公司损失50万元。从表面证据来看,本案是存在许可使用费并已履行,但问题在于该许可使用费能否当然作为侵权量赔的依据?宝宝好公司在本案中对于好孩子公司与小小恐龙公司的许可合同所约定的许可使用费的真实性、合理性提出质疑的核心理由是:被许可方仅是一注册资金几万元的小个体户,没有生产能力,却与好孩子公司签订50万元的许可使用协议,令人不可理解。”二审虽然否定上述质疑,但对于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性却未作深入分析。在笔者看来,权利人只有在将同一专利先后许可给多个市场主体使用的情况下,由此形成的许可使用费因为经过了市场的检验,才可以说公允体现了专利的市场价值。相反,权利人只同某一市场主体签订许可协议,该协议约定的使用费由于缺乏参照物,便很难认为真实反映专利权的客观价值。道理在于,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间接利用授权使用的方式来获取收益,审查许可费的合理性自当考量专利的竞争价值、专利产品的获利程度等。惟有经过如此考量,参照量赔才能令人信服。

  (三)脱离侵权事实,直接将许可使用费认定为赔偿额

  实践中,部分法院在确定赔偿额时,未注意侵权者对涉案专利的使用时间、使用规模等侵权事实以及专利权即将到期等因素,直接将涵盖整个许可使用期间的许可使用费作为侵权量赔依据,未进一步考虑侵权者对专利的使用方式与许可合同约定的使用方式的差异。例如上海嘉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吉林省洮儿河酒业有限公司、被告李昌佐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⑽,王毅、王政于1998年4月16日获得“瓶盖”的外观设计授权。专利的有效期于2007年3月届满。之后,嘉洋公司与王政、王毅于1999年12月10日签订专利权转让合同,合同有效期自1999年12月10日至2007年3月14日,转让费为30万元。虽然原告与两专利权人签订的是专利权转让合同,但两专利权人仍然负责缴纳专利年费,故该合同实为专利许可合同。2006年2月,原告发现洮儿河公司擅自制造侵犯原告专利权的产品。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获益均难以确定,原告请求按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一倍予以赔偿合法,遂判决洮儿河公司赔偿30万元。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原告发现被告侵权,此时距涉案专利到期以及许可合同到期仅剩一年时间。但审理该案的法院并未注意这一细节。客观而言,许可使用费仅是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法院参照的基础事实之一,而许可使用与侵权行为的类型、时间和地域范围往往并不相同,一旦脱离具体案情,不通盘考虑个案中的差异性因素,就容易出现“判赔失真”的情况。

  四、重塑: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量赔的合理规则取向

  参照许可使用费作为专利侵权量赔的计算方法,前提是权利人在起诉前已经授权许可他人使用专利并取得许可使用费。缺少这一前提,参照许可使用费来量赔就无从谈起。虽然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参照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应当注意审查哪些问题语焉未详,但这不影响司法实务透过逐案累积的方式来摸索、整理、提炼出若干合理规则,诚如普通法巨擘霍姆斯大法官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

  (一)审查专利许可合同双方是否存在利害关系

  如果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的双方具有紧密的利害关系,如许可人系被许可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则许可协议的客观真实性便值得怀疑。诚如最高法院在华纪平、合肥安迪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上海斯博汀贸易有限公司、如东县丰利机械厂有限公司、南通天龙塑业有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所指:“即使采用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方法计算损害赔偿额,原告也必须负责证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本案中,涉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时专利权人系被许可人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二者之间显然具有利害关系,虽然事后专利权人将其所有股份让与他人并且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仅据此并不能排除对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也未能提供给证据证明该专利许可使用费已近实际支付并依法缴纳了相应税款,故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在本案中也不应当予以认定。”⑾

  (二)审查专利许可合同约定的许可使用费是否已实际履行

  当事人即便提交了备案的专利许可合同,但如果不能证明许可使用费已实际支付,仍不应参照许可使用费来量赔。在梁景照与杨有洪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中⑿,二审法院认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后,合同实际履行的事实是人民法院选择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作为赔偿侵权损失的计算方法的基础,这是因为人民法院在给予专利权人保护和制止侵权的同时,还要防止专利权人假借许可合同的形式虚列许可使用费蓄意提高索赔金额的情形。侵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应与其侵权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相适应,否则,要求侵权人承担权利人蓄意提高的索赔金额是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防止出现此种有违公平原则的情况。”一言以蔽之,法院在参照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额时,应当审核许可使用合同的真实合法性及实际履行情况,即审查相关合同何时签订、许可费用是否合理、有无实际履行的发票或转账记录等,不能仅以许可使用合同签订双方并无争议为由认定许可使用费,旨在防止权利人为获高额赔偿而提供虚假的许可使用合同。

  (三)审查专利许可合同的许可地域与案涉侵权行为地域之间的关联性

  如果权利人许可的地域范围分布于数省,而侵权行为地只涉及其中一、二城市,则法院在参照许可使用费时应考虑将费用均摊至每个城市。例如上海恒昊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春光玻璃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恒昊公司许可康宁公司在六省份实施玻璃(一帆风顺)专利的许可使用费为60000元,具体到每一个省份平均许可使用费为10000元,再具体到每一个地市平均许可使用费不超过1000元。原审判决根据侵权情节、专利许可性质、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为5000元,这一数额在专利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之内,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维持。”

  (四)审查具体案情与许可使用在范围、时间上的可比性

  最高法院早在专利法于2001年修正后便强调指出,“在实践中适用许可费为标准计算赔偿额,要注意使用费的给付方式、数额等要与侵权的范围、时间等情形相适应,在确认相关许可使用合同是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具体案情与许可使用费的可比性,充分考虑正常许可与侵权实施在实施方式、时间和规模等方面的区别,并体现侵权赔偿金适当高于正常许可使用费的精神,作出合理的判赔决定。”⒁例如再审申请人李会山与被申请人漯河燎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燎原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⒂,最高法院再次强调,“在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时,要注意正常许可与侵权实施的可比性,充分考虑正常许可与侵权实施在实施方式、时间和规模等方面的区别。”

  五、借鉴:美国司法实务参照许可使用费的规则与启示

  虽然我国透过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确立了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作为确定赔偿额的若干规则,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此问题上,了解在知产领域举手投足皆引人瞩目的美国司法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如何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来确定侵权赔偿额,想必对于我国司法应有所裨益。

  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责任一旦被认定,焦点就转向损害赔偿的评估或衡平救济。侵权救济可以采取的方式有补偿救济(利润损失或合理的使用费)、衡平救济(临时或永久性禁令)以及赔付律师费。美国专利法第284条规定:法院判予原告的损害赔偿至少不得低于侵权人使用该专利所应付予专利权人的合理的许可使用费,再加上法院所准许的利息和费用。⒃有时专利权人不能确定侵权者因侵权销售而导致的利润损失,就可改以通过计算合理许可费而非计算利润损失来求偿。⒄所谓合理的许可使用费,就是以侵权人侵权销售额作为基础,若将专利权授予侵权人时专利权人所应收取之合理的使用费。具体确定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方法有三:其一,根据已确定的许可使用费来确定;其二,通过假想谈判方式来确定;其三,采用分析法来确定。已确定的许可使用费是指,一个通过自由谈判并由足够数量的被许可人支付的统一费率。这种使用费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侵权发生之前已经支付;(2)已经有一些人照此支付,表明其是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合理性;(3)该使用费在许可发放的地区是统一的;(4)该使用费的支付不是在以诉讼相威胁或解决诉讼的情况下进行的。单个许可使用协议无法表明对使用费率合理性的一致认识或同意。使用费只有经那些有机会使用发明的一定数量的人支付才能表明对其合理性的普遍认可,才可以说是已经确立的使用费。法院有权参照已确立的使用费确定其审理案件适用的使用费,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调高或者调低已确立的使用费。

  但事实上,在很多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第一种方法难以适用,原因是并不存在行业标准费率或专利权人大量在先许可而得到的“现实许可费标准”。于此情形下,美国法院往往转而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假想谈判法”。关于假想谈判法,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Rite-Hite.v.Kelly案中指出,“如果专利权人没有确定的利润损失,则应当就侵权获得合理的许可使用费。合理的使用费可以是基于已确立的许可使用费(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则基于虚拟的原告与被告谈判达成的结果。这个虚拟的谈判以推定专利权有效为基础,谈判日期设定在被告侵权之时。假想谈判是必要的模拟操作,这是因为除了随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双方实际上从未形成任何许可。”早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以以往的已确立的许可使用费为基础确定的许可使用费数额构成了专利侵权案件损害赔偿额的适当标准。如在Clark v Wooster案中,法院指出,作为专利法的一项一般原则,以往的已确立的许可使用费是损害赔偿的最优方式。不同于使用价值的分析法,这些许可使用费判决被严格限定在以往的许可使用费数额之内。然而,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不再限定于以以往已确立的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额的方法,而是发展出了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最终确定一个假设的合理许可使用费(Hypothetical Reasonable Royalty)的方法。正如美国法院在Panduit案中所描述的,“确定侵权发生后的合理许可费不能被视为…等同于在真正‘愿意’谈判的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之间进行的普通许可费谈判。后者会构成侵权从不曾发生的错觉,并且还将为竞争者提供一种选择,使其以较为便捷的手段对专利权人实施‘强制许可’…正如许多法律手段那样,对侵权后合理许可费的确定是建立在法律虚拟的基础上的。‘合理许可费’是在无法证明利润损失时,用来‘补偿’损失的手段。采用‘合理许可费’这一方法进行分析时会假设存在‘愿意谈判的’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他们仿佛是‘圣诞精灵’,被依稀看到正在进行‘许可’谈判。当然,实际上双方都不存在任何资源,也没有任何许可,通常侵权人会被禁止继续生产、使用或销售专利产品。”因此,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这种假想谈判法形容为试图为专利权人“主持公道”的方法⒅,在许多案件中,美国法院准许的许可费率往往远高于行业标准。⒆

  在Georgia-Pacific. v. U.S.Plywood-Champion Papers,Inc.一案中,美国法院确立了可能影响达成合理许可使用费的15个要素:

  1.专利权人就诉争专利所收取的许可费,以证明或试图证明存在“既定的许可费标准”;

  2.被许可人为使用与诉争专利类似的其他专利所支付的许可费率;

  3.许可的性质和范围,比如独占性与非独占性,是否对地域范围、制成品的销售对象等有限制;

  4.许可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发明或者给许可设置特殊的条件,以维持该垄断权的既定政策和销售计划;

  5.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商业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是相同地域上相同领域的竞争者,或者他们是否为发明人与推广者之间的关系;

  6.销售专利产品对促进被许可人的其他产品销售的影响。对于许可人而言,发明在促进其非专利产品销售方面的现有价值。此类衍生或附带销售的幅度;

  7.专利的保护期限和许可的期限;

  8.采用专利技术的产品的实际营利能力、商业上的成功和现在的受欢迎程度;

  9.该专利产品相对那些用于产生类似结果的旧产品而言,所具有的用途和优点;

  10.专利发明的性质,许可人所拥有和制造的体现该发明的商业产品的特点,该发明给使用者带来的利益;

  11.侵权者利用该发明的程度,证明这一利用价值的任何证据;

  12.在特定行业或类似行业中,使用该发明或类似发明所获得利益占利润或售价的惯常份额;

  13.可实现利润中应该归功于发明的份额,该部分有别于非专利因素、制造流程、商业风险或侵权者添加重要技术特征或改进等因素的贡献;

  14.合格的专家证词;

  15.假设许可人和被许可人都理性而自愿尝试去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原本会同意(在侵权开始之时)的许可费数目。换言之,这是一个审慎的被许可人(他希望获得许可去制造和销售体现该专利发明的特定产品),按照其商业计划愿意支付的许可费数额。在支付许可费之后,被许可人还能实现合理的利润,同时这一数额也会被一个审慎的愿意发放许可的专利权人所接受。⒇

  美国学者将上述15个要素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相关产业特定的一般市场条件有关,包括该专利以往及现在的许可情况、行业惯例以及类似专利的许可情况、专利权人的许可政策以及双方的关系;第二类是与专利产品或方法可获得的预期利润有关,包括侵权人的预期获利,该专利与非专利产品或方法具有的实用性及不侵权的替代物的情况、附带产品的销售及获利、该专利的改进以及利润分割情况、该专利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以及专利的有效期。(21)然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也一再提醒,上述这些因素并非评估合理许可使用费的唯一方法。在某一特定案件中,Georgia-Pacific案所确立的某些或者所有的因素可能都不相关。

  笔者认为,虽然Georgia-Pacific案中列举的15项可能影响确定合理许可使用费的因素,未必都能够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务,但该案所呈现的以一种严谨、规范及精致的思维来考量确定专利侵权赔偿额时应当如何合理参照权利人主张的许可使用费,这样一种负责任的审判态度无疑值得我国法官借鉴。Georgia-Pacific案中提出的第2、3、7、11、12、15六项因素,无疑也是我国司法实务关切的因素。特别是,如果通过审理发现确实不存在被市场普遍认可的许可使用费,则无妨引入美国专利司法实务提出的虚拟谈判法,综合多种因素来确定合理使用费,而非简单照搬许可合同中的数额。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下列因素尤其具有推广适用的价值:第一,是否存在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该使用费包括权利人收取的使用费,被许可人支付的许可费等;第二,专利许可的类型、期限、范围;第三,请求保护的专利价值,包括专利的优势、获利的能力、市场认可度、专利对其他产品的促销能力、专利在产品利润中所占比例等;第四,侵权使用的情况,侵权人利用发明的程度、范围、时间等。特别是要注意侵权情况与许可协议的条件与内容的可比性。

  结语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司法对于破解这一难题作出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相较于对侵权获利如何确定业已积累的丰富规则,我国司法实务对于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作为侵权赔偿额的规则尚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本文尝试在掌握相关适用专利许可使用费作为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第一手素材的基础上,梳理问题,重塑规则,并透过比较法的观察视角引进美国专利司法实务关于参照许可使用费量赔所确立的规则。希望透过这样的实证性研究和比较性观察,能够为进一步丰富我国司法实务在本领域的思考奉献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⑴有学者对于许可费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作了实证考察。其以北大法宝为数据来源进行检索,以“专利许可使用费”为关键词,以“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为案由,对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集、北大法宝在内的11个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得出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符合条件的数据共233条,其中有效数据共165条。在该165篇裁判文书中,有156篇是按照法定赔偿来酌定赔偿数额的,仅有6篇裁判文书肯定了许可费倍数赔偿。参见纪璐:《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南开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56页。

  ⑵ 据学者考察,美国的专利诉讼案件,合理许可使用费是损害赔偿的主要形态。根据美国学者的调查,在1995年至1999年间,在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权人获得合理许可使用费作为损害赔偿的比例为69%,2000年至2004年间为78%,而在2005年至2009年间则为80%,2011至2013年间为81%。在德国,法官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时最常用的办法也是以被侵害的权利的使用费作为依据。德国法官认为这是最简洁、最易操作,也是公平、合理的赔偿方法。利用该方法,一方面,权利人无须揭露自身之商业秘密或无碍于其未能取得侵权人之商业秘密;另一方面,权利人亦免除证明所请求数额与专利所保护发明间因果关系之负担。这是德国专利侵权诉讼实务最常援用合理许可使用费的主要原因。根据德国学者研究分析,95%的专利侵权诉讼系以合理许可使用费来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参见蒋志培:《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载赵中孚主编:《民商法理论研究》(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⑶张广良:《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热点专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33页。

  ⑷ Russell L Parr.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Damages,2nd ed.Manhattan,p99.转引自范晓波:《知识产权的价值与侵权损害赔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137页。

  ⑸ Volkmar Tetzner.Ebd.,Maximilian Haedicke,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GRUR,7,2005,S.529.转引自王怡蘋:《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以民国100年修法为核心》,《辅仁法学》(2014年第12期),第23-24页。

  ⑹汪泽:《商标权之侵害及其民法保护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39页。

  ⑺迪茨:《著作权问答》,高琳译,许超校,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页。

  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鲁民三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

  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苏民三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

  ⑽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哈知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⑾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

  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

  ⒁曹建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编著:《新专利法司法解释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3页。

  ⒂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213号民事裁定书。

  ⒃ [美]谢尔登.W.哈尔彭、克雷格.艾伦。纳德、肯尼思.L.波特:《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宋慧献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98页。

  ⒄ State Indus。,Inc. v. Mor-Flo Indus.,883 F.2d1573,1577(Fed.Cir.1989)

  ⒅ TWM Mfg.v.Dura Corp.,789F.2d895,900(Fed.Cir.1986)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在判决中强调,“愿意谈判的被许可人/许可人方法必须灵活的用作有助于主持公道的手段”。

  ⒆例如Rite-Hite Corp.v.Kelley Co.,56F.3d1538,1554(Fed.Cir.1995)一案,负责审理该案的法院以全席审判的方式明确要求“将出售给零售商的每单位专利权人损失利润的估算值的50%来确定合理的许可费比率”。

  ⒇崔国斌:《专利法:原理与案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866-867页。

  (21) Doanld S.Chisum,Chisum on Patents,20.03,[4][c]at20-516-16(2000).转引自张广良:《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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