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基于程序价值的标本剖析

作者:巫乐庭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1954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有个“哈姆雷特”难题,不同区域不同法官不同或类似案件在这个问题上的裁判标准可能犹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般变幻莫测,行政相对人因此摸不到打赢官司的门路,行政机关因此越发娇惯,而社会舆论更因此对司法揶揄有加,这仅仅是个字眼问题,但却关系到公平正义能否以“感受”得到的形式实现,这就是“程序瑕疵”的认定问题。

  一、模糊的公正:行政程序瑕疵标准何在

  在缺乏统一明确操作性强的标准下,典型案例生效裁判更能反映裁判者对立法的理解和价值取舍。本文选取了50个案例,均在“本院认为”部分涉及程序瑕疵的认定问题,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个(1),人民法院报案例2个(2),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随机抽取北京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南、福建6个高级法院生效判决书46个,上述案例法院层级高或指导性强,代表的审判水平相对较高。但即便如此,瑕疵的认定似乎仍无章法可循。

  (一)50个案例的多种“瑕疵”版本

  

 

  

 

  上述高院其他案件的判决亦理由纷呈,“对瑕疵给出的理由是行政机关可以合理解释”、“客观不能”,再如“重复作为无必要”、“当事人已经达到目的”、“基本符合程序要求”……不一而足。

  (二)司法裁判的“瑕疵”没有用来判决“确认违法”

  从“瑕疵”的援引依据和裁判历史来看,行政诉讼法修订前司法裁判已经开始运用“瑕疵”理论了,彼时的“瑕疵”是作为确认被告行政行为合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主要依据。新行诉法施行后裁判者依然将“瑕疵”作为确认被告行政行为合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不是第74条“确认违法但不撤销”的依据,上述50个案例中的“瑕疵”,没有一个案例是作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由此可见,行诉法第74条“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虽然一度被理论界认为是“瑕疵”的定义,却被法官作为以行政行为“轻微违法”,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最终以曲线形式认定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裁判路径。(3)

  (三)司法裁判中的程序瑕疵隐含“轻微违法”

  单从字面看,“瑕疵”是玉上的缺点和斑点,行政程序瑕疵就是行政程序存在不足和缺点,不符合程序规范要求。但这种不足究竟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还是违法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及50个案例所反映的瑕疵,实际上均认为程序瑕疵是程序违法行为,只不过这种违法没有达到严重违反程序的程度,与“严重违反程序”相区别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因立法和裁判者的判断标准不同,不宜或不应以“程序违法”来表述。(4)在此,司法裁判语境中的“瑕疵”实际上是一种轻微程序违法行为,此种轻微违法不能掩盖行政行为整体的合法性,是“瑕不掩瑜”。这也就可以解释,从前述的案例看,为什么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被认定为合法行政行为。本文对程序瑕疵的界定坚持与司法裁判的做法一致,即瑕疵是轻微违法行为。

  (四)“瑕疵”标准有明显趋向性

  50个案例虽然对“瑕疵”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但却在某种形式上有趋近的表现:“不影响实体权利”型、“不足以认定违法”型、“不影响行政行为合法性+不影响实体权利”型占据多数,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侧重,但唯独无暇顾及的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利益。“补正”型有3例,但并非所有案件都有补正空间。而明显违背 “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三段论基本要求的“确有不妥,加以注意”型(包括未具体说明理由的)占了近1/5。相同法院的标准亦不近相同。

  (五)何以“百花齐放”

  一方面,长期浸淫在行政化体制的行政审判法官,囿于服从地方大局与裁判中立的尴尬地位,在避免经济成本反复和协调地方大局的双重权衡之下,将程序规则弱化,娴熟地运用“瑕疵”理论,可以在局促的司法环境中“轻松”地解决难题;另一方面,裁判尺度无从统一也让“花儿怒放”。立法与司法的衔接不尽一致,直接关乎“瑕疵”的指导性案例少,放手个案衡量成为通行做法,裁量权的拘束性越小,裁判结果就越难预测,一二审对瑕疵与严重违法的完全不同的认定亦已司空见惯。

  二、风物长宜放眼量:猛药祛疴并不合宜

  对“瑕疵”的认定如果存在“瑕疵”,裁判就发生质变,成为有瑕疵的司法。而瑕疵的各种认定标准,最终导向的是程序和实体的平衡问题:一是行政效率和实体公正哪个重要?二是行政效率和实体公正如何看起来和感觉起来更平衡?不解决这两个问题,瑕疵的认定只能成为空谈。

  (一)行政相对人诉讼的终极目标在于实体利益

  行政相对人以程序违法为由提起的行政诉讼,其目的是追求实体权益。严格的程序本位将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背道而驰。若凡程序违法则必须撤销,撤销后行政机关依然可以纠正程序问题之名行重复作为之实。这意味着实体合法但程序违法的案件,相对人提起诉讼没有实质意义”(5),有时反而损害到人民之信赖利益,影响法律之安定性并妨碍行政效率(6)。

  (二)行政效率之权重考量已成寰宇之势

  在法治发达国家,珍视信赖利益及公共资源已经成为程序至上的主要制肘。德国“在立法政策上,以弱化程序瑕疵的法律效果,达到加速行政程序之目的”(7)。在日本,“法院在审查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时,开始加入了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作为考量因素”(8)。在判例法国家英国,“在面对公共机关违反程序要求时,法官要提出如下问题:这些程序要求是否重要?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公正、公平和方便?” (9)。

  不考量行政效率,已经 “不成规矩”了。行政司法审查既要正义,亦要立足现实,强调对权力的合理容忍、衡量价值序阶,更要考虑公共资源所的最优化。

  (三)司法对程序权力的趋严需要耐心

  “正义并不只是以一种声音说话”,它也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铁律和图表,如何根据正义原则合理地进行平衡而达致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平等, 在不同国家,在一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相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下都是不相同的。(10)而在当代中国,一方面,程序正义深入人心,行政控权成为治国理念,呼声高规格高。而另一方面,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行政作风并非一日之寒,更不可能以“大跃进”方式得以脱胎换骨。立法以程序控权体现自然正义,司法以变通裁量使公正与效率相对平衡,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法官的必然选项。

  (四)行政效率之优先考量并非必然以牺牲公正为代价

  权力自然有专断腐化的内在倾向,但也有公平秩序的公共属性;权利自然有自由平等的本质诉求, 但也有“爆炸”冲突的难题。(11)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宜以大跃进方式实现的大前提下,以公平为底线,在体现公平的同时优先考虑行政效率不失为良策。具体而言,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理念及法律公平原则的前提下,提倡程序正义,在可能损害法之安定性、破坏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造成社会公共资源不必要浪费的情形下,应允许行政机关有自纠及改进等回旋余地,允许相对人“厌讼”。关键至于,如何以更接近平衡的标准使效率与公平不至顾此失彼,这也是下文程序价值标准所要讨论的。

  三、最兼顾效率的公正:“程序价值+实体权益”认定瑕疵

  “程序价值+实体权益”的综合标准可以让公平与效率看起来感觉得出更平衡。

  (一)“程序价值能否实现+影响实体权益”的提出

  程序既有工具价值,即保障结果正确,亦有本位价值,即保障过程公正。程序既要保障结果正确,又要过程正当。(12)本文所指的程序价值,是指行政程序的运行能够保障程序的过程正当,能够起到保障行政行为合法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程序运行的目的是保障结果正确,但过程正当并不一定能够导致结果正当,程序正确运行也可能得出实体不正确的结果。(13)因此,单个行政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否正当可以交由“是否影响实体权益”裁量。

  “程序价值能否实现+影响实体权益”,是指以行政行为是否损害、破坏行政程序价值,导致程序价值不能实现及行政行为的结果是否影响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作为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存在瑕疵的依据。

  对程序价值的影响以“是否导致其不能实现”为尺度,有损害但并未导致程序价值不能实现,则不认为程序价值不能实现。如行政行为导致程序价值不能实现,且行政行为的结果影响了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则行政行为属严重违法。如行政行为虽有不当之处,但程序价值尚可实现,也未影响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则应当认定为轻微违法,即程序瑕疵。行政行为完全未贬损程序价值,且未影响相对人实体权益,则应当认定为合法。

  (二)现行各类标准难以为继

  “不影响实体权利”型标准是典型的程序工具主义,置相对人的程序利益于不顾,完全忽视了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

  “不足以认定违法”型标准从程序“不足以”的角度看,何为“不足以”,程序处于何种地位不明,尺度不明。

  “不影响行政行为合法性+不影响实体权利”的标准,不能体现相对人的程序利益,自难采用。

  “未影响行使权利”型标准很有迷惑性。表面上看,未影响行使权利就是对相对人无损害,其实未必然。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程序或正当程序,可能不会影响相对人行使权利,但却等于把程序架空。(14)

  补正型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允许行政机关通过采取补救措施或者举证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事实上未受影响,达到程序被认定为合法或存在瑕疵之效果,但在无补正情形下无适用空间。

  未保障相关程序权利型标准,把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作为权重,值得赞许。但“未保障”到何种程度应认定为瑕疵或者严重违法,没有“度”来衡量。

  指正型标准对程序问题如隔靴搔痒,无可取之处。

  也有人提出了“程序权利”标准,以程序权利区别违反法定程序和程序瑕疵。当程序违法侵犯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时,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当程序违法并未侵犯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时,归属于程序瑕疵。(15)该标准将程序违法与违反法定程序混为一谈。同时,程序价值不能实现,程序权利必然被损害,而程序权利受损害,程序价值未必不能实现,因程序价值体现的不仅有过程价值,还有结果价值,程序权利受损通常是过程价值被侵害,而程序的结果价值可通过整体衡量、补正等方式体现。而且,“程序违法”本身就是侵犯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程序违法而不侵犯程序权利的例子恐难寻,该标准有逻辑矛盾,虽以严格的程序权利为依据,但也会导致程序动辄被认定为违法。

  (三)“程序价值能否实现+影响实体权益”的合理性

  首先,标准中的程序价值体现了程序正当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要求。将程序价值植入程序的违法性审查中,就是把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融入其中,成为其必须考量的因素。

  其次,既体现了行政机关的程序权力,更维护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程序价值的设计,既可以评价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更直接把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保护拔高到更高位置。

  再而,程序价值具有变通的效应。特定程序价值的内涵及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相应的制度设计更是与时俱进、日益细密。程序价值蕴含了社会价值理念的变化,可以随着社会演变而为精进,更能实现法律层面内的社会效果,更能实现以“瑕疵”违法审查渐进式改良行政权力的初衷。

  (四)“程序价值能否实现+影响实体权益”的可行性

  更好地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程序价值摒弃了前述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的多种弊端:一是只考虑行政效率的弊端,如“不影响实体权利”型标准;二是只论结果不论原因的弊端,如“不足以认定违法”型标准;三是模糊应对的弊端,如“指正”型标准。四是过度倾向程序权利保护的弊端,如“程序权利”型标准。五是整体论的弊端,如“不影响实体权利”或“不足以认定违法”型标准,都是整体论,而实际上单个程序严重违法往往足以导致整个行政行为违法,整体论掩盖了程序的价值,纵容裁量权无边际发挥。同时,该标准能够较好地处理与“补正”型标准的关系,补正能达到修补程序价值且不影响实体权益的,可适用该标准。

  “程序价值能否实现”不会失之于宽。“能否实现”不同于影响实现,只要能够实现程序价值,就可以认为程序价值没有最终被破坏。若以“影响程序价值”为标准,则过于严格,动辄“影响”,不能体现公平为底,效率优先的理念。

  四、司法的公正:严格裁判路径保证标准不失偏颇

  确定了裁判标准,如何准确严格适用才是关键。司法的过程,就是概念与逻辑的反复校验过程,是一个技术活。

  (一)程序价值一般指法定程序价值

  本文所指的行政程序一般情形下是指法定程序。所谓法定程序,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在特定行政行为中应当履行的程序。一个行政行为通常由若干个行政程序关联而成,既可能是由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也可能是行政机关基于正当程序所引入的,亦可能是行政机关自行创设的程序。把行政程序限定在“法律、法规、规章”中,是因为“法”一般即指法律法规,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规章被行政机关广泛运用,在不与法律法规冲突的情况下,对行政机关而言是进一步的“限权”(16),“法院以现有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还是司法审查的不二法门”(17)。

  同时,“法律、法规、规章”有利于区分程序的重要程度,除此三种“法”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亦没有规定的程序,因为还不具有法定的不可违背性,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影响程度,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18)当然,行政机关也可以作茧自缚,“行政机关可以自由地设置法律没有规定的授益性质的程序。如果行政主体不设置义务性或者负担性的程序,这样的‘法’无论多低也可以,而且行政机关自己也必须遵守”(19)。

  (二)无“法定程序”时可引入正当程序

  当某个行政行为的一些环节、步骤、顺序、方式、时限等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时,即无法定程序时,且触及到底线正义的时候,可以引入正当程序。

  所谓正当程序是指行政权力运行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20)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可具体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三项基本内容。(21)由该原则引申出来的如听证、回避、告知、说明理由、救济等相对丰富的正当程序内容,亦逐渐为司法裁判所厚爱。正当程序与法定程序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且正当程序具有补阙漏洞和兜底之功能,体现了法官释法权能和对自然正义的尊崇。

  强调在没有“法定程序”,且必须触及到维护最低程度公正时,才可以引入正当程序,并按照“正当程序价值实现+影响实体权益”进行衡量,是因为成文法是具体的、详细的,必须适用和必须尊重,在法有明确规定时,尽管可能法定程序并未实质体现正当程序要求,但仍应按照法律适用规则予以遵守。同时,成文法体现了立法者利益考量的因素,尽管存在不能完全体现或排除正当程序要求的法律,作为裁判者应当慎重,除非必要,应先遵循立法本意。(22)

  以“正当程序价值实现+影响实体权益”为标准,作为无法定程序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存在瑕疵的判断,可以引导法官在无“法”可循时不致束手束脚,可以发挥能动,同时又可以限制自由裁量任意发挥。

  (三)裁判路径

  首先明确争议程序是否属于程序违法,进而判断是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还是非法定程序。相关环节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缺位时,且不引人正当程序不能保障基本公正时,方可引入正当程序进行判断。

  既非违反法定程序亦不需引入正当程序时,因争议程序不足以影响程序价值,则以“影响实体权益”直接评价。

  

 

  (四)关于“补正”的运用

  对于程序价值能否实现,存在一种补正的现象,即行政机关对价值已被破坏的程序进行修补,或者相对人放弃相关程序权利使程序价值仍可实现。此处的补正不同于行政法上的“瑕疵补正”理论。“瑕疵补正”针对的是存在“瑕疵”的程序进行补正,达到的效果是使瑕疵程序合法化,一般允许诉愿(行政复议)前补正。而本文的补正是指行政行为已经破坏了程序价值,通过修补达到程序价值可以实现的效果,是将严重程序违法行政行为修补为仍界定属违法但可实现程序价值的瑕疵行政行为。(23)从效率优先的角度出发,此种补正可延伸至诉讼终结前。

  (五)在典型案例中的校验

  本文选取前文两个典型案例作为校验的标本:

  案例1:(2015)高行终字第2144号张某与某区政府信息公开案。

  程序问题:该案中,区政府收到张某的信息公开申请后未及时出具《登记回执》,而将《登记回执》与被诉告知书一并送达张某。本案二审判决书直接认为区政府的行为“确有不妥,应加以注意”。

  裁判思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未规定收到申请后应该出具回执,即该程序不是法定程序,且该程序的有无并未触碰到底线正义,尚不需要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同时区政府收到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且答复内容合法正确,说明未出具回执并未影响张某的申请,更未影响其实体权益,可以认定为程序瑕疵。

  案例2:(2013)浙行终字第217号王某与某市政府行政复议案。

  程序问题:该案中,市政府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立案审批表、中止行政复议审批表、结案审批表虽只有承办人签字,且其辩称其于2013年3月20日恢复案件的审理,但没有提供中止原因消除的相关证据材料。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市政府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立案审批表、中止行政复议审批表、结案审批表只有承办人签字,但不能据此推定被上诉人复议时仅由一人所为。同时认为,市政府无法说明该复议案件的恢复审理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1条第2款有关“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的规定,确有不当,但该瑕疵并不影响行政复议结果正确,故予以指正。

  裁判思路:《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32条、第41条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行政复议机构中止、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应当告知有关当事人。也就是说,上述两个程序都是法定程序。而本案市政府不能举证证明其有2人参加复议及已告知了当事人恢复复议,已破坏了行政复议公正审查及赋予当事人参与解决争议的基本价值要求,本案判决理由有待商榷。

  (六)程序形式违法与期限违法

  程序形式违法问题,如申请文本或答复文本格式不规范、书写错误、计算错误、引用法律条文不规范等。由于这些程序形式一般不是法定程序,如果程序进行的过程本身并无问题,且能够通事后补正如事后补充解释或告知的方式达到不影响相对人实体权益的效果,则应当认定为程序瑕疵。

  期限违法,如限缩相对人的期限程序,并致使相对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充分准备,实际上导致了期限程序的价值不能实现,应当认定为违法。而行政机关延期作出行政行为,在延期作出不损害相对人实体权益的前提下,延期事实上不能影响期限救济的程序价值,更多的是对行政效率的损害,可以认定为程序瑕疵。(24)

  (七)整体全局效应的法定程序应跳出个案思维

  一些个案中,特别是敏感的征收补偿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程序明显不规范,如公告、听证不规范或举证困难等,是否必然严重违法?一旦因前置的公告、听证等单个程序不当导致全部程序推倒重来,行政成本无法估量,先行签约人的利益亦将受冲击。

  以全局性程序价值考量程序正当性有一定的缓冲空间。公告、听证等具有整体、全局效应的法定程序,大部分被征收人知晓相关公告、听证内容的,从后续程序的内容可以推断被征收人知晓前置程序相关内容的,或者被征收人以签名确认、签约、未在规定时间内救济等实际行动表明对征收程序的知晓或认可,但事后以程序违法为由反悔的,程序价值在整体征收过程中事实上仍可实现,若征收结果公平公正的,不宜轻易认定严重违法。

  结语:

  瑕疵程序的认定问题,提出标准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出台司法解释,列举瑕疵,明确兜底范围的理论基础。当然,藉此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真正把对行政程序的制约和对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保护贯彻到依法行政的每一方面,更令人欣慰。同时,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是一个与公平效率互动且存在变动的问题,相关标准亦可能随不同时期价值取向斗争的结果而有所倾斜或改变,应当以宽容且求变求进的心态看待行政权力制约与公民程序权利的关系,以适度改良而不是撕裂社会的方式推进依法行政。

  (作者单位: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 分别是(2000)宜中行终字第28号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不服宜昌市工商局行政处罚案、(2004)锡行终字第55号北京伊尔库科贸有限公司与江苏省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2) 分别是(2012)郑行终字第6号河南郑州中院判决新郑恒发水泥厂诉请撤销新郑市社保局具体行政行为案、(2012)泰中行终字第0035号泰州中院判决张爱娟诉上海劳教委劳动教养决定案。

  (3) 如(2014)苏行终字第00188号黄彩琴、柳滔与启东市人民政府行政受理案二审行政判决认为,启东市政府法制办应当以启东市政府的名义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其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不当,但该瑕疵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作出维持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4) 有观点认为:“程序瑕疵”本质上是一种程序上的“不规范行为”,属于程序合法行为与程序违法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转引自柳砚涛:《认真对待行政程序“瑕疵”——基于当下行政判决的实证考察》,载《理论学刊》2005年8月,第100页。

  (5)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6) 洪家殷:《论瑕疵行政处分之补正》,《宪政时代》第12卷第2期,转引自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63页。

  (7) 傅玲静:《论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程序瑕疵理论之构建与发展》,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70页。

  (8) 王玎、郭一帆:《德、日、英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研究》,载《研究生法学》2015年2月,第73页。

  (9) 同注8,第76页。

  (10) 马长山:《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0页。

  (11) 同注10,第19页。

  (12) 裴苍龄:《程序价值论》,载《河北法学》2011年12月,第58页。

  (13) 如回避制度,未履行回避程序义务导致的行政行为结果可能与履行回避义务的结果一致。

  (14) 如相对人申请办理房地产权登记,行政机关不履行回避和内部讨论的程序核准了相对人的申请,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没有影响相对人行使申请办证的权利,但却不可能令人信服。

  (15) 殷玉凡:《论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本质标准》,载《法大研究生》2015年第2辑,第354页。

  (16) 当然,规章必须以上位法为限,不得任意限缩或变相褫夺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特别是违背正当程序原则的,不宜参照适用。

  (17) 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年第1期,第130页。

  (18) 有学者考查了348个行政程序“典型案例”,发现法定程序的范围已远远超出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而分布在大量规范性文件中,参见于立深:《违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争点问题》,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19) 于立深:《违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争点问题》,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第92页。

  (20) 吕新建:《行政法领域的正当程序原则探析》,载《河北法学》2011年11月,第166页。

  (21) 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21页。

  (22) 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房屋要求听证程序,但对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却未要求听证。有研究显示,一些裁判文书中在已有法定程序的情形下仍引用正当程序,但此种作法笔者基于文中所述,认为欠缺合法性,具体研究情况可参见孟凡状:《论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基于75份运用正当程序原则的行政诉讼判决书的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

  (23) 由于对“瑕疵” 的定义不同,一些在制定法看来是瑕疵的程序问题,在本文以程序价值实现看来就是严重违法问题。如《德国行政法》第45条(1)规定的“没有按照要求集体作出委员会决定”,因为明显违背民主决议的程序价值,如无法律明确规定为瑕疵,则可认定为严重违法。这进一步说明出台司法解释的迫切性,对程序瑕疵作明确的列举和兜底。

  (24) 上述问题的处理与最高法院曾拟的《人民法院审判瑕疵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如该稿将司法文书格式不规范、文字、数字、日期、文号错误、金额计算错误、诉讼参与人名称错误等,不符合期间的规定、引用法条不规范等归为审判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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